关于叙事方式的思考
电影采用了插叙的方式。入场就是一个比较「炸」比较「燃」的场景，女主角李红将一个东西用力扔了出去，不知道是什么，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我比较乐意将电影的叙事大致划分成「过去、现在、将来」三大段，电影的设置总体是逐步推进憋屈的「现在」，使之追上自我解放的「未来」，中间插叙苦难的「过去」。
对于这样的设置，我认为可以接受，但是由于段落偏多，而且除了简单的年份标识也没有某种明显的指示器，使我看着觉得有点乱、有点累。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将「过去」全部设置成黑白。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采取正叙的方式，从李红被逼着做「扶弟魔」的过去，聊到那个早有端倪的蠢蛋丈夫，再描述个人生活缺失、劳动价值被忽视的现在，这种种一切苦难和情绪叠加在一起最终爆发，从而顺理成章地推进到「未来」的自驾游部分，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李红和丈夫孙大勇的互动，在电影中是缺乏甜蜜段落的，所以采用插叙的时候缺少「过去如胶似漆，现在形同陌路」的那种强烈对比，有些弱化了插叙的作用，反而是正叙能比较好地展现李红一步步陷入苦难、孙大勇一步步更加普信的过程，并且累积观众的情绪。
人物设置的典型化
看完了以后回顾了一下家庭中的四位主要角色（女主、丈夫、女儿、女婿），不难发现他们代表了四类群体，而且将主要特质总结得很好，是能揭示电影主旨的典型人物：
- 女主：辛苦操劳大半辈子，逐渐觉醒自我意识并尝试自我解放的传统型妻子，这类人的变化最大。
- 丈夫：享受传统型妻子服侍，同时未能认识到妻子劳动价值的落后型丈夫，他们是趴在妻子身上的吸血鬼，是迟早要被时代车轮碾碎的人物。剧中的丈夫可谓是中年老逼登形象的集大成者。剧组通过充分地展现和批判丑陋，从反面衬托了女主，并合理化了女主的「出走」。
- 女儿：接受了新时代教育的进步女青年，在关于父母的很多问题上有真知灼见，也会站在母亲立场上施以援手；但同时自己也是母亲操劳的受益者，因此在双方利益冲突的时候，反而会反对母亲。
- 女婿：接受了新时代教育的进步男青年，对妻子的劳累有一定了解，但是概念不完全清晰，想要分担却又有无从着手的感觉；同时也是社会男女认识惯性的受害者，因此被妻子怼的时候会委屈，但在努力尝试沟通。
这四位典型人物为我们呈现了一出精彩的「传统型妻子觉醒」剧，下面加以具体阐释。
女主角李红
李红的前半生是被反动的父亲和丈夫所压迫的前半生。她的遭遇是任何一个进步青年所不能容忍的。
有人可能会以「时代局限性」等为由尝试辩护，然而作为进步者，我们必须要以今天的尺度去衡量过去的一切，才能得到对将来有助益结论。我们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人的选择表示理解，但是评判标准绝不能停留在当时，否则进步性体现在哪里？变革体现在哪里？我们又要怎样完成「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的扬弃任务开创未来？
父亲的反动性在于：
- 违背和女儿的约定，中断了女儿的学业，可以说女主悲惨的后续，父亲应当负有很大责任。
- 强迫女儿打工扶弟，结果反而使弟弟成为废物，人到中年两万块拿不出。
女主角的丈夫孙大勇
太「典」了，我只能说，太「典」了，典中之典！
演员把一个惹人厌的老登演得淋漓尽致，既依靠妻子，又鄙视妻子，还是个谜语人。这样一个角色讨厌在哪里呢？
- 对妻子缺乏基本的尊重，呼来喝去好似女仆一般。有求就敲窗，无求就差评，有活就使唤，没活就自娱。常常自吹自擂「明事理」，从而为自己充当指挥官的角色赋予合理性，但这只是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对妻子说「一个女人就不能好好听着」这样的蠢话。而妻子只要反驳，就是「犟」，其就会发飙乱砸东西来彰显自己的「权威」，一部分蠢货家长对待子女也是类似的手段。
- 几乎从不认可妻子的劳动，女儿表示打从自己记事起，就没见父亲对母亲说过好话。
- 从不参与家庭劳动，却对干实事的人指手画脚（是否很多人会想起自己单位的领导呢）。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打完的乒乓球从不收拾，任其散落在地，留给妻子一个个去捡，但妻子的腰并不好。
- 表面上和妻子在经济上划分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排斥白嫖妻子的好处，有多吃多占的动机。比如，女婿孝敬妻子一部新手机，马上就眼红想贪走，最后被女儿阻止。又比如，妻子买了新车，就像开她的车去钓鱼，又被女儿阻止。但当妻子出游用 ETC 刷了 81 元时，三个月不联系妻子的他「病中垂死惊坐起」打了电话过去索要这笔钱，真是令人贻笑大方。
- 不疼爱妻子，搞不清老婆和亲戚的优先级。下雨天人家身边的情侣搂着走，就他，打个伞一个人走前边，让老婆提着东西冒雨在后边跟着，没见过这样的蠢货。族叔来了以后点头哈腰跟个狗一样，妻子不喝酒这种一级致癌物，还逼着她喝，好彰显对族叔的尊敬（谈到这，我又想起《狗十三》来了）。和村人亲戚酒桌上只顾侃大山、抽烟喝酒，让妻子一个人忙着张罗一切，好不容易都伺候完了，还批评她铺张浪费，耍酒疯打碎人家的花瓶，这种操作搁男的身上也绷不住呀。
- 谜语人。污名化妻子对女儿和外孙们的照顾，但完全给不出任何可信的论据，只是反复强调「你自己知道」，颠来倒去讲，我们至今仍未知晓老登认定妻子照顾晚辈有所图谋的理由。
- 在妻子提出反驳意见时，无法站在客观角度重新思考全局，这很有可能是智力不足的表现。
像这样一个夯货丈夫，何以得到周遭人乃至女方家长的良好评价呢？这并非是因为社会对男性有更多宽容，而是很多人性的缺陷只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展露，受害者也只有女方一人；只消让第三方来体验一天，滤镜自破。读者不妨看一看上述这些源自双标这一人性中最大陋习的毛病，哪一条是能为家庭之外的观测者所清楚洞悉的呢？只有在酒桌上可以管窥到一毫，但问题在于，酒桌上的夯货那就更多了，他们很可能具有和孙大勇一样的意识形态，孙大勇这番操作，不仅不是扣分项，反而是加分项，更能获得他们的高度评价。我们观众只是因为开启了「上帝视角」，才得以全面认识孙大勇。
女主角的女儿孙晓雪
孙晓雪是最知道母亲操劳的人。她从小得到母亲的照顾，怀孕到娃上幼儿园期间也一直得到母亲的帮扶，她也会为母亲据理力争，但同时因为获得了比较进步的视角，对母亲的状态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她曾反复劝说母亲离婚，是因为她看到了太多的婚姻悲剧，但她也没有错过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当下的职业女性应同孙晓雪有更多共鸣，她的遭遇是很多职业女性的缩影，在反动的资本主义浪潮下，企业不以创造就业为己任，将社会责任放在很靠后的位置，而将利润放在首要的位置，利润来自员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对员工的「压榨」，压榨越多，利润就相对越高。同等条件下，一般而言，男性的「油水」会多一些，或者说「牛马」属性更强，所以他们更受到资本的「青睐」，这很难说是福还是祸，但是很显而易见的是，男牛马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过错，可能来自对违法加班的反对不够多，然而没有工作吃不起饭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女性，由于自身的生理条件，在熬夜能力上有所不如，又有月经，还有生育的可能性，拒绝社会责任的企业显然是反生育的，所以他们会询问女性一些不该问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指出：
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及各部门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带头遵法守法，坚决禁止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但正如美国的种族歧视一样，企业的理由完全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你不符合岗位要求」，而避谈性别相关因素，来事实性地排除特定性别。企业在根本上的自我定位有问题，国家部门发一万条指导意见都没有用，因为哪怕是违反《劳动法》都没有成本，更遑论「意见」！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下引入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是对是错，恐怕还不好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把握评判标准，才能掌控上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经济浇灌出什么样的花。
孙晓雪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些，她被迫承诺「不为家事请假」「单位若有加班需要能第一时间到场」；同时也感受到「母婴」而非「父婴」（这个词输入法也没有自动联想，更说明问题了）的消费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她感到不公平、感到愤怒，她选择向丈夫发泄，话里话外夹枪带棒。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很少有人心情很坏的时候还能保持心平气和、说话不急不缓的状态。然而以丈夫徐晓阳为靶子，也并不理想。影片中的徐晓阳在我们所看到的描写中，已经做到一个普通男人可以做到的较好状态，情绪稳定、积极配合、尊重长辈、重视家庭。这样的男性不引以为同志加以沟通，难道还冷嘲热讽推到对立面去吗？
孙晓雪这个角色总体是进步的，但仍有两处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搞清当前女性的困境是总体性、全局性的，而男性无产阶级也是被这一困境裹挟的受害者，她应该做的，是明确告诉丈夫，她想要丈夫做些什么，来让她好受一些，这是有效沟通。而描述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则次之，因为在这么庞大的困境面前，单一男性个体的力量也显得十分渺小，单纯抛出问题可能无助于改善当前的生存环境。
- 在母亲李红打算出发参加同学会，一段时间不过问家事时，我们不难发现孙晓雪这一类进步女性的局限性，她们的潇洒自由有一部分建立在母亲的牺牲之上。当两个女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仍然本能地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希望母亲继续帮忙带带儿子，好渡过事业上的关隘。但只要再多想一步，就会知道这样的要求并不公平，也有悖于女性主义。当然她最后还是克服了这一局限性，祝福母亲的自驾游，这很好。
女主角的女婿徐晓阳
徐晓阳是一个很不错的丈夫，既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部分，也表现出环境所带来的一些认知上的局限性，一种「有劲没处使」的懵逼但急切的感觉被传达出来。他在自己能理解的部分毫不犹豫用言语和行动支持妻子，不惯着那些侵犯隐私的面试企业，鼓励妻子找下一个。
其中，夫妻二人为母亲添补首付款的桥段非常真实，令人印象深刻。徐晓阳没什么事情，躺着玩手机，快乐；孙晓雪上前抽走手机中断了徐晓阳的游戏，徐晓阳好声好气问咋回事，孙晓雪阐明自己的计划，这非常具体，于是顺利得到徐晓阳的支持，双方达成一致。这一个段落和孙晓雪失业带娃烦躁的桥段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徐晓阳好心买了适合宝妈的衣服，但是引发了孙晓雪的不满。她不满于，社会似乎默认带娃是女人的工作，给宝妈设计衣服，也是以人类幼崽为中心去设置卖点（亲肤等），在这里，女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资本也不把她本身当成需要捧起来的服务对象，这种落差感确实使人难过。但是徐晓阳并不清楚个中门道，但是他能感受到妻子的沮丧，于是表示可以把衣服拿去退了，毕竟他也没有能力去推翻那些关于母婴的消费市场，重建一个服务宝妈本身的时尚潮流。然后孙晓雪问他「胡来」是什么，他知道，她的小伙伴也知道，但她却不知道。这又是一种被资本、甚至被时代所丢下的痛苦体验，宝妈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不再有娱乐，不再被关心，只有娃娃被关心的时候连带着过问一下，这种痛苦是本应被看见而普遍不易察觉的。女性自己有时候也只能察觉到痛苦而并不是很能阐明这一痛苦的根源。那隔了一层又被蒙蔽的好男人徐晓阳自然也不知，只当是老婆想看脱口秀了，于是给出一个自己理解和能力范围内的解决方案——一起去看一次。但这也的确不是孙晓雪想要的回答，无法安慰到她。
在夫妻二人的范围内，徐晓阳能做的，应是承担一部分带娃的任务，好让妻子重新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连接，多与亲友，乃至陌生人接触，以及发展个人爱好，或者简单一些概括——像一个无孩的女性一样有「生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痛苦。然而这一切也需要时间，如果丈夫一直被迫加班，不加班就挣不到足够养活妻儿的工资，他就没有条件分担妻子的带娃压力，这个问题就成为无解的问题，家庭内的怨气就会只增不减。从这个角度来说，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是十分重要的。
女同志，请为自己活
前文中已经总结了许多传统型妻子的情况，应该说，她是 60、70 后母亲的缩影，我很希望这些辛苦半生的女同志能好好地为自己而生活，认识到有些责任她们不必承担，了解到有些课题并非她们自己的，而是可以分离出去的，而恰恰是课题分离能使丈夫明智、使子女自立。人如果不做事，是无法成长的。落后型丈夫一直在享受而避免担负家庭责任，唯有强制性使其被迫承担并感受，才能了解到妻子的不易，从而削弱其反动的双标思想。而如果不让子女去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承担自己决策的责任，他们也很难真正成长起来，过得好了自己享受，走错路了就怪妈妈插手太多。据我的观察，母亲插手太多的年轻一代，母亲往往显得非常操劳，而子女则各方面主动性较弱，能力相较其他同龄人有一定差距。也就是说，不分离课题，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当下的婚姻相关法律是不讲对等性的，搞宽进严出，是双标，只会给感情破裂的夫妇增添痛苦，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所谓「冷静期」也非常侵犯婚姻自由。邓颖超在主持《婚姻法》的草案制订中力排众议，主张「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
1950 年 1 月初，在中央妇委进一步讨论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邓颖超说：「大家对婚姻自由的原则无争论，对离婚自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但对『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
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妇女不允许离婚，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籍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很多悲剧。」
邓颖超又说：「离婚自由是否妨碍生产呢？我认为离婚不自由才会妨碍生产。家庭不和，哪有心思搞好生产？过去贫雇农娶个老婆不容易，不合适，凑合着过。现在不同了，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这证明有些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要求坚持离婚者可以离婚这一条，已不能适应妇女群众的需要……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以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
对于恋爱与婚姻观，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同志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同志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最后的结果是 195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要么结婚也设置「冷静期」，要么就都不设置，给予成年公民最大自由。宽进严出的双标做法不得人心，开的是历史的倒车。至于为什么上层建筑会开倒车，想来根源还是在经济基础有问题。
在此，我想呼吁每一位操劳的女同志能像片中的李红一样，从繁重的生活中抽身一次，只承担自己的课题，轻装出行，将丈夫和儿女的课题交给他们自己处理。也许一开始会鸡飞狗跳，但请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最终总会解决的，这并非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也唯有这样，可以让本不平衡的生活重新找到新的平衡，让未来的相处更加平等、和乐。
要我来评价，女同志的出游就像一面照妖镜，出游之后，谁的日子过不端正谁尴尬，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