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近期，兴之所至，自南往北行，游 法喜讲寺。因为穿过了一条较长的雪峰梅灵隧道，而法喜寺就在隧道出口不远处，我不禁想，在 2000 年 1 月隧道打通前¹，法喜寺这上天竺那就是最高处，也是到了尽头了，它所在的位置，正好是三面环山处，不枉「上天竺」之名。

法喜寺历史悠久，建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僧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为上天竺开山祖师。清乾隆时赐名「法喜寺」²。故而入口处有「晋代古刹」题字：

法喜寺历经多次修缮，现寺规模为三天竺之冠。其妙处在于，若不进去看，便不知其真正规模，只有进去一探究竟，才能发现人们在深山里整了这么大一个活，而在外面的公路上是完全察觉不到的。它的规模不仅在于占地面积，还在于高低落差、寺内设施，以及当下的扩建工程——大悲塔，塔甚宏伟，高七层，如下图：

该塔的中标价格为 24741551 元³，可见法喜寺的经济实力还是很雄厚的。

我挑了个好时候，寺内人不多，去往各处都很顺畅。你可能会问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为什么要去。一来是因为寺庙多处于深山名胜中，环境清幽，符合文人「隐逸」思想的需要；二来是因为，以纯艺术、纯欣赏的眼光游览宗教场所，在心里称颂劳动人民的伟大，也是我认定的一种无神论者的仪式。和跪拜在佛像面前的信徒一样，我也在做我的礼拜，无非是信仰不同而已。

寺内细节

就我的经验来看，一般小寺到大雄宝殿就已是最高的尽头了，但法喜寺不一样。从山门牌坊入，过广场，先是供奉弥勒和韦陀的「天王殿」，而后是供奉观音的「圆通宝殿」，之后才是「大雄宝殿」。但当我绕到佛像背后时，却发现有一面刻着浮雕的高墙，可以拾阶而上。好奇所致，我便上去一看——竟然是一座「藏经楼」：

我看到这个还觉得挺开心，因为这说明寺庙将知识置于佛像之上，这个象征意味很好。但我发现我想错了，它上面还有一个殿，富丽堂皇的，叫「毗卢殿」。这个词儿一看就很印度，那我可就要去瞧瞧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居于大雄宝殿供奉的释迦牟尼之上。进去一看，嚯，牛逼，一尊主佛，估计是毗卢遮那佛，佛身前还有俩小的白玉塑像，最前面的是观音像。而殿内墙壁上则是密密麻麻的小佛像，佛像下面还会写上赞助人，这和千年以前的石窟寺的布局没有本质不同，还是老一套。

介绍到这里，我不禁有一个疑问，一个中国人，去参拜印度来的神明，真的能获得好处么？难道这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作为印度的神明，它已经不再庇佑印度人了，印度人也早已放弃了佛教，而是普遍信仰印度教。应该说，当前世界上佛教比较兴盛的国家，中国绝对为其翘楚。当然了，从本质来讲，佛教团体其实和孔子及其弟子差不多，讲师因其个人魅力，收拢了一批弟子，从而产生了影响力，但讲师并未处于使人顶礼膜拜的地位。况乎佛教是以「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起家的（与印度教对立），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质、适应上层人士的需要（其实就是被印度教污染），背叛了其本质。而吃素等一些清规戒律，更是传入中国以后才有的东西——佛教徒在印度时，接受施舍，自然是施主施舍什么就吃什么，哪有这么讲究。了解历史，可以祛魅，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佛教的发展也有其历史规律，也不能脱离社会总体的经济基础，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制约。没有方便的交通，哪里来的资源修这么宏伟的大殿？

中国文化有一点好，就是务实。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如果佛教利大于弊，就允许其存在。比如北魏初期，将之树立为国教，这也是有其历史背景渊源所在的，而非凭空的拍脑袋决定。当时长江以北各族杂居，文化、信仰形势混乱，统治者需要能将大多数国民都团结在一起，共同相信的「故事」，这和「国家」的产生如出一辙——你看印度那么乱，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民族多、语言多、缺乏统一相信的纽带，故而一盘散沙。

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佛教究其根本只是工具，工具不好用，岂有不扔的道理？于是历史告诉我们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⁴。

正如「乞丐的多少由皇帝决定」，信徒的多少也是由世俗生活的美满程度所决定。故而无神论者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建设，构建更加美好的现实世界，使民众无需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削减宗教存续的土壤，此乃正道。

劳动人民与异己力量

自毗卢殿出，寻卫生间，见一大片铁皮房子：

原来是职工宿舍。无怪乎我感觉寺庙不少地方看起来很「新」，审美上是比较高级的，游廊的柱、顶都是素雅的木色，雕工也很精美，但是颜色可能有点太浅了，视觉上和其他建筑不是特别搭配。大量石材也是闪闪发亮的浅色，没有历史的沧桑感。那么这些新增的了不起的建筑，毫无疑问就是住在橙色铁皮房子里的工人同志的劳动成果了，我必须要赞一句——真了不起！

事实上，宿舍区还不止这一片，沿着曲径通幽的西侧游步道往下，还能见到一批铁皮的宿舍区，不难知晓它应该同上文提到的「大悲塔」相关。此外，游步道还通向篮球场、乒乓球室。

建设资金是从何而来？从善男信女的荷包中来。宗教场所就是这样逐渐壮大着，尽管它给予人以慰藉，但它不解决现实的问题，而到了一定程度，它甚至会凌驾于民众之上，有如「什一税」⁵「赎罪券」⁶。而这股最终压迫民众的异己力量，是由民众自己一点一滴供养长大的，这不是既可悲又可笑吗？

同样地，马克思指出：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种异己力量是抽象的，它的压迫效果作用于人身上需要媒介。在私有制体系下，资方很容易成为异己力量的奴隶，为了壮大它而蝇营狗苟。则，如果要打补丁，我的建议是削弱「超人」出现的可能性。「超人」指的是资源和手段超越普通老百姓的人，往大了说，包括像马云、许家印、柳传志这样，身家庞大的资方成员，这类人，如果不能信守「先富带后富」的承诺（当然现世的普遍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美好设想的破产），其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往小了说，街道办主任、村委书记，掌握一定权限，也是需要被监督的对象。

蚂蚁金服上市，如果成功，绝对能够复制一次美国的经济危机，造成中国无数家庭的深重苦难；许家印已经被逮捕，我们可以看看公安机关能挖出来多少有趣的故事；柳传志年薪数千万⁷，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他们一旦有了足够的资金，就可以用来打通关节，尝试推进官商勾结，进一步稳固自身的利益，以更好地剥削广大人民群众。柳传志到底要长多少个脑子、多少条手臂，才能比一个教书先生的年薪高出几百倍啊，啊？看数字就知道了，他拿了不该拿的！

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但如果依靠非劳动因素分配到的利益是按劳分配的几百倍，这按劳分配还占主体地位吗？还是说，大多数普通民众按劳分配，少数「仌」不按劳分配，也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警惕异己力量，警惕异己力量的代言人，警惕培育异己力量的环境，拿起《劳动法》，保卫自己的将来和下一代。《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 年）》⁸已出台，愿各界人士携手并进，打击政、商等各领域德不配位之「超人」，共同塑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往大了说，这是为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往小了说，是为了保生育率。

祝各位读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